难忘的历程

很显然,这是一场有预谋、有组织的大规模反革命暴乱。怎么办呢?我们只有20多人的小分队。硬拚是不行的,经过一阵紧急磋商我们确定,只有机动灵活地消灭他们,瓦解他们。

在这前后,由于军阀相互倾轧,杨森部被挤走了。广西军随即进入岳西,他们标榜抗战到底,拥护统一战线,要为民除害。31团利用他的口号,惩办了全县最大的恶霸地主蒋柱峰;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。同时,我们还秘密建立了各级党组织,上级指定我任岳西特支书记,后任县委书记。全县的抗战形势进一步高涨起来。

清剿一开始,县委又派我带一些同志随军行动,做善后工作。在部队的支持下,我们深入发动群众,全部没收了余家两兄弟和另外几个参加暴乱的大地主的土地、房屋、浮财,分给贫雇农。重新组建了区乡政权机构和武装。整顿了党组织,清洗了不坚定分子。首恶余宗海被枪毙那天,群众鸣放鞭炮,自动集会庆祝。抗日的群众运动,得到真正深入的发展。

但是,狡猾的川军并没有就此罢休,他们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告我的状,说王榕宣传赤化、破坏统一战线。蒋介石立即批文回复,要处治王榕,幸好批文转到省动委会组织部长周新民手里,他给压下来了。

张劲夫同志又报送了“31工作团团长改拟由王榕担任”的报告,很快得到了批准。但是每个团长还要经过谈话面试,才作最后通过。

张劲夫同志当面不好抵制,回来后他心生一计,同同志们商量说:“这个秘书长,是个官僚政客,对王伯洲他只知其名,不知其人,我们就利用这个空子,给王伯渊改个名吧。”同志们一致点头称赞,于是议论开了,这个说叫王芸,那个说叫王仪......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,但大家都觉得没有一个合适的。不知那位勤快的同志,翻开了词典,他说:“叫王榕吧,榕树的榕。榕树四季长青,枝繁叶茂,独立成荫,有花有果。象征革命欣欣向荣。”张劲夫同志一听叫好。大家也拍手赞成。从此,我就改名叫王榕了。

训练班结业后,上面决定成立39个直属省动委会的工作团。张劲夫同志派我当31工作团的团长。

平叛乱 首恶皆除

天快黑时,在离屯仓镇还有十里路的样子,区委书记陶静带着十几个人与我们见面了,他当即向我做了详细汇报:当地的大地主余宗海、余宗邦两兄弟掌握的武装与伪顽相勾结,与马坝等地区的叛变分子相呼应,掀起了一场反革命暴动。他们把区委副书记和几名干部抓走了,一个女干部被轮奸后杀害了。这股反动武装共有百余人枪,现在正在到处抓共产党员和干部。

土匪走后,我们进屋一看,每人只剩一床被絮。这晚,我们就裹着被絮。互相依偎着睡在稻草堆上,过了一个难忘的夜。

谈话时,那位秘书长是主考官之一。因为有了思想准备,他的提问,我回答得不左不右,因而很顺利地过了关。可笑那位秘书长先生,就这样,直被我们蒙在鼓里啦!

县动委会刚刚成立,31团就开始了紧张的宣传活动。团员们分头到街上刷写标语,在田边地头讲抗战形势,到学校授教唱抗日歌曲。晚上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三江好》等抗战戏剧。很快打开了局面。许多农夫农妇,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看演出,看王榕这个女团长。他们把我这个工作团的团长当成部队里带兵的团长,还以为这个黄毛丫头,带着几千几百兵呢。

(接上期)土匪们张目结舌,有的还不住地点头。有几个土匪与为头的土匪耳语了一阵,那土匪头子说:“好吧,你们是宣传救亡的,那么给我们唱几支抗日的歌行吧?”我们说可以。土匪们给我们松了绑。我们齐唱了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几支歌子。土匪们听完后也很感动,没有再为难我们,一齐撤去。我一直提着的心,总算落地了。事后,当地的群众说,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穷苦人出身,都是被土劣和官府逼上梁山的。

当时岳西县政府所在地的衙前,看不到一张抗战标语,听不到一句有关抗战的话。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僚们,还在整天花天酒地,醉生梦死。

由于我们31团突出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,特别是频繁接触老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,引起了驻岳西的川军杨森部的注意。有一次,我们在腾云庙富演戏,川军派了儿十个便衣混进来,准备砸台捣乱。当地群众得到消息后,自动组织了百余人前来保卫,分坐在台前和四周,监视川军的行动。我们工作团也有了准备,这天演的全是抗日的戏,没有宣传任何有关共产党的事情。川军抓不住我们的把柄,又见有人保护,始终没有敢动手。

我正观察间,见南面山上走下来一个人。还隐隐约约地看见山头上有些人在蠕动着。这人越走越近,快到围子跟前时,他边走边喊:“我是给牛区长送信的。”我让送信人进了围子,这人40多岁,看上去象个老诚的人。他掏出牛区长的信,信的大意说:经昨夜战斗,叛变分子都被抓住了,现在都关押在山上的土围子里,请我们上山研究处理。信后还盖有牛致远区长的图章。我和杜科长都没有见过牛区长写的字,无法断定信是不是牛区长写的。但是,我想这样的事为什么牛区长不自己来呢?还有,昨晚与区委书记陶静商量好了,今天去镇上商量工作,怎么变了卦,而信中没有提到这件事,我脑子里作了一场紧张的分析,判断这其中可能有诈,上山去会凶多吉少。

当时,鄂豫皖地区不少城市的学生,纷纷流亡,涌入六安。我党不失时机地招收这些学生,在北大营开办训练班,组织由延安、武汉来的干部和在省动委会工作的党员讲授抗战形势、统一战线、游击战术等课程。每期训练三个月。

(续完)

陶静同志告诉我,昨夜他怕我们不安全,带着队伍去看望我们,走到离围子不远处,与来偷袭我们的叛乱分子遭遇。尸首是匪徒们丢下的。我问到牛区长写信的事,陶静同志连说了几个“真险”,原来,昨夜牛区长被骗进了我乱份长被骗进了叛乱份子的围子,敌人搜出了他的图章,又来设圈套骗我们。

后面的敌人黑压压的一大群,呼啸着紧追不舍,我们迅速转移,轻装前进,我的马也丢了,同志们的被子也丢了,每人只留下枪支弹药。这样跑了个把小时,见前面有座小孤山,我高喊:“同志们快上山,上去就是胜利。”我们刚爬到山腰,敌人已赶到山脚下。这时我们居高临下,占领了有利地形,心里踏实了。敌人仗着人多势众,正要往上冲,我们组织反击,几个敌人应声倒地。敌人仓惶后退,但并没有撤走,只是远远地围着山头窥测。

我是39个工作团中唯一的女团长。我们31团共20人,团员最大的18岁,最小的只14岁。按照张劲夫同志的部署和要求,5月中旬,我们工作团几经周折,到达岳西。在那里我们一方面开展宣传,动员群众抗日,一方面发展党员,建立党组织。

于是,我对送信人说:“你告诉牛区长,派人看好叛变分子,请他今天上午到镇上开会。” 送信人正张嘴要说点什么,我挥挥手:“你回去吧,就这样定了。”

回到机关后,县委正式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报告,请求派部队清剿。后来,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五支队派部队围歼,经三天三夜战斗,这股匪徒被彻底歼灭。

巧改名 当上团长

这真是一帮乌合之众!若在川口放上几个人,那样,我们面临的将是另一个局面。我心里在蔑视着匪徒。

我们每人喝了一小碗包米粥,觉着身上有点劲了。我们按和尚指的方向,刚下到山梁上,碰上陶静同志带着队伍来了。在危难之中,战友相逢,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一天一夜的劳顿,一上午战斗的疲乏,顿时烟消云散了。我们合兵一处,力量大了,很快击退了敌人。

这个事件传到县委驻地后,我的好友,赖传珠同志的爱人孙一湘和另外几个同志说:“王榕这回完了”!她们以为我死了,都哭成泪人似的。

当时由于信息不畅通,县委对于屯仓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,估计不足,以为是一般的地方武装的叛变。因此,派我和军事科长杜李带县警卫排去处理善后。

接近山顶处。有一座小庙。我进庙一看,见一个和尚正熬着一锅包米粥。这真是雪中送炭,我对和尚说,“给你两块大洋,买下这锅粥。”和尚说什么也不要钱,执意要把粥送我们吃,我们只好领了他的这份情。我请和尚送个信给新四军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,告诉我们被围的情况,和尚欣然同意。他还说:“这地方不能久留,你们喝完粥,从这后面的小山梁出去,安全些。"

送信人一出围门,我命令尽快撤出这围子。杜科长紧急集合小分队,不到几分钟,我们撤出了围子。躲在周围山上的敌人看我们不是上山,而是下河川时,就一齐开火,子弹象雨点似的射下来。我们迅速地顺河川向东突围。山上的敌人冲下来了,我一边跑,不时回头还击几枪,一边观察川口的地形,盘算着如敌人占领了川口两侧山头,应该采取的措施。跑近了,见山上并没有敌人,我们都安全地突出了包围。

识圈套 敌人补空

一大早,我骑着马,带着小分队出发了。在路上还收留了我军的三个卫生员,其中两个是女孩子。合起来,我们共有20余人。

第二天,我们背着被絮向六安进发。老天爷也来凑兴,撒下了糜糜细雨。雨具都被抢走了,被絮越背越重,后来干脆扔掉了,这下真成了“无产阶级”。我们脱下一件衣服披在头上,权当斗篷,折下一根树枝,当作手杖,艰难地行在山道上。土匪洗劫,疲劳饥饿,不仅没有使我们消沉,反而磨炼了我们的意志。同学们的情绪还很高涨。不知那位同学还吟起了陶渊明的诗句:“微雨洗高林,清飙矫云翮”

1938年初,国民党五路军在大别山区脚跟未稳,羽翼未丰,还需要共产党的帮助。因此,在大别山区国共合作的抗战形势还是比较好的。3月初,在六安成立了安徽省总民众动员委员会。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。动委会主要部门的领导干部,多是共产党员。如组织部的部长由共产党员周新民担任,总干事由中共安徽省工委负责人张劲夫担任。

在抗日运动蓬勃兴起中,各类抗日武装纷纷建立。其中,有我党直接负责组建的,有由当地知名人物召集的,还有收编的地主武装。由于当时我们的力量不足,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甄别、整训,一些阶级敌人和不纯分子,乘机混入我区乡武装之中,他们有的是日伪汉奸、有的是国民党顽固派,这些人相互勾结,沆瀣一气,图谋颠覆我新建立的区乡政权。因此,经常发生一些小股地方武装叛变的事件。

1939年5月初,广西军顽固派自认为在大别山扎下了根,开始阴谋策划对共产党下毒手了。他们下令把所有的工作团调到立煌县集训,准备一网打尽。边区党委识破了敌人的阴谋,及时指示,共产党员和干部陆续撤出。六月底,我完成了工作团的使命,带着依依借别的心情,最后一批离开了岳西。

那时,我的名字叫王伯洲。是小时父亲给取的。团长名单报上去后,没有被通过。原来,省动委会的秘书长是广西军派来的一个熟悉情况的老反动分子,他说我王伯渊是赤色分子,“在学校时即不安份,到处做蛊惑宣传,领着学生制造动乱。她不仅不能当团长,连团员都不能当。”

东方已现出了鱼肚白。我上围子一看,离围子不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具尸体。这夏家围子筑在一个由山梁而伸展成的小平坝上。三面环山,山虽不高,但较陡峭。山上没有什么树木,只有一些低矮的小灌木和杂草。小平坝的南侧有条小河伸向东边的川口。

1940年6月,我调到来安县任县委组织部长。到任不久,就碰上该县屯仓区的反革命暴动。

当时,我还是穿着在北大营训练的灰布裤褂,一身朴素的打扮。张劲夫同志,怕这个样子,引起怀疑,另生枝节,于是参照从武汉来的一批洋学的打扮,找来几件衣服,给我装扮了一番:上穿兰色大褂,外套一件银杏色细羊毛衫,围一条素格围巾。下穿铁色卡基布裤,脚穿帆布球鞋。那有一双球鞋是最时髦的。这一身装束,使我这个来就是大学生的人,洋气、书生气十足了。

闹抗日 开辟岳西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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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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