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闻筱缉医诗说开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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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汝可知今夕是七夕否?

他能诗善文，琴棋书画样样都来得。其诗文，有雅有俗，雅俗并兼。其俗，俗到“四言八句”;其雅，雅到叫人颔首称奇。譬如《皋城晚眺》“荒城一带晚烟稠，霁色浮云淡不收。月映池塘虚倒影，树经风雨易成秋。山容半似诗人瘦，花态如含怨女愁。我正沉吟行未已，忽闻征雁过南楼。”在皋城看了晚景之后是怎样的感慨呢?诗中，闻筱缉虽然一句也没有写到政治，但通读全诗，无不在针砭时态。写了月色，写了“风雨”，写了“山容”，写了“花态”。“山容”、“花态”即如此，且不谈言外之人了，这些，不都是因为当时的朝政腐败，外有入侵，内有混战而造成的吗?所有悲愤之慨全在诗的叙景之中。

一生“秉性豪宕不羁，日以诗酒怡情”的闻筱缉(引语见《闻氏家谱》)，为什么在那“金科玉律”笼盖天下的时代里竟能写出那么些有别于古体的新诗来呢?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。他一生都植根于民众的土壤中，他最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，乡里的山山水水，民情民俗，群情群怨耳濡目染，无不倾沁他的肺腑。作为受旧教极深的知识分子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。民诗之多，民歌之广，这不仅陶冶了他的性情，同时也感染了他的诗风。他后期的许多诗，特别是他的那些调笑诗，大多是平白如话，达到了“我手写我口”的地步，这不仅更接近了人民，而且简直同民众诗溶为一体了。

我因尔事感我几断肠。

人们渴望的新诗究竟是什么样子?当时谁也说不清，只有到了沈尹默的《月夜》和周作人的《小河》问世以后，才算找到了新诗的样子，换句话，只有到了沈周之后，新诗才正式成立。那是1919年的事情。

嗟嗟!寻母朱寿昌，

母子音容各审详。

又如《秋夜写景》:“云净银河淡不收，一声雁带几分秋衣惊露湿寒侵骨，树送风来叶打头，砧响沿村多怨女，箫吹何处是扬州?闭门怕看如钩月，钩起离怀种种愁。”“银河”点出时间:是夜里，“雁声”点出是秋天的季节。秋风在吹，树叶在落，，此时之“露”虽不为霜，但颇有些寒。人说“秋里多思”，为何不是呢?丈夫被抓到很远的地方送伕，打仗去了，家里的妻子耕田种地，白天做了一天的繁重的活儿，到了夜里还要忙着洗衣裳，该多辛苦啊，这又何止是一家呢，“沿村”都是这样。她们苦不过来，就埋怨起在外的丈夫，其实她哪里知道丈夫更是愁不堪言。仅仅是妻思夫，夫思妻吗?不还有子思母，母盼儿。总之，“种种”离怀都会更多地在这“秋”里勾起，难怪人们一到夜里就想早早地关门闭户，是怕看到那“如钩”的月亮，怕那“如钩”的月亮“钩起离怀种种愁。”倘无离，哪有愁?这“离”，有战离，有穷离，有流离......有种种的离才有种种的愁，这种种离愁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。所揭露的是多么深刻，又是多么含蓄。其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我将百岁见母于何方?

他不仅自己不为官，他还劝谏那些为官俸而劳碌奔波的人，要他们“急速回车，莫留金谷之国”(见闻筱缉《回车文》”鞭挞“其夫家，聚敛贡城阙。”他完全看透了那些行尸走肉的官僚，无不在搜刮民脂民膏，弄得民不堪命。他疾恨权贵，视土豪劣绅如仇。有深恨必有深爱，因此，他乐善好施，对穷苦百姓寄寓着深切的同情。

“作诗不容易”。他说，“什么东西都有病，诗也一样，即使是千口称绝的好诗。譬如《千家诗》中那首咏清明诗便有病，重复啰嗦。诗云‘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’。'清明’就是'时节’嘛，‘行人’当然是走在“路上’;'酒家何处有?本来就是问话又何必添个'借问’呢;'遥指”也可能是农夫、村妇或其他行人，为何要单单指定个'牧童’?因此，原诗每句应删去两个字即为好诗:'清明雨纷纷，行人欲断魂，酒家何处有?遥指杏花村’。对这类诗的医法叫做吃下药。

汝生与我为夫妻，

我母死别我时两岁将，

提倡“白话诗”是“五四”时期“诗界革命”的主张，这种主张无非是要让诗这种文学样式更多更广地接近民众。诗是劳动中创造的，民众是诗的本家，但民众最不善歌平平仄仄的五言七言方块体诗。虽不能说产生于民众中的民歌体诗就是五四时期“诗界革命”所倡导的新诗，但提倡新诗也决不能离开民众。中国民众不能说不是新诗之源，何况是处在五四时期，中国已面临着巨大的革命:政治的，经济的，文学艺术的及其他各个领域的。在这样革命的时代里，民众不仅需要歌，而且需要能融注各种思想感情，能言鲲鹏远志之歌。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，人们的思想感情有如浩瀚长江之水汹涌澎湃，一泄千里。有如此丰富的思想，有如此丰富的感情，必然要冲破那种平平仄仄的古诗格式，找到一种新诗体。这种能融新思想的新体诗早已萌芽在民众之中了。

闻筱缉一生白衣乡里，和民众滚在一起，打成一片。他常穿一件大布长褂，头戴破毡帽，蓄着八字胡，表面看来颇似鲁迅笔下的孔乙已。可他大别于孔乙已，他没有孔乙已那样的愚腐，也没有孔乙已那样的妄自清高，虽然他自幼也受过极深的旧教，但他很快地从旧教中脱颖出来。他知时识世，是个早悟的聪明人。他的聪明主要体现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，他和民众滚在一起，把自己置于民众的一员，从没有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陈腐观念。他一生的确制造了许多灰谐、调笑、戏谑的笑话故事来，正是这些，他受到了群众的爱戴，成为群众所离不开的人了，至今他仍活在人们的心中。

使我只身坐看双星泪暗垂。

尔终五十见母桐州乡。

——《阅朱寿昌寻母事感作》

我因尔事感我几断肠。

生离相见犹有时，死别重逢永无期。

“有的诗既不吃下药，也不能吃补药，那就需要动手术。譬如这幅对联:‘风吹马尾千根动;雨洒河洲万点波’。对文虽工，但其义不够确切。‘千根’和‘万点’太不准确啰。医好它并不难，只要做个小手术，将‘千根’和‘万点’换下来，改为‘风吹马尾根根动;雨洒河洲点点波’。

两经七夕未会面。

嗟嗟，寻母朱寿昌，

他的“雅”诗全收在《知味斋诗集》里。“雅”诗之外的“俗”诗，主要的保存在《放屁集》和《怪苞集》里。这是经他自己收录并整理的两个集子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，未能付梓，许多好诗都已失传了。当地群众最喜欢的也就是他的那些“俗”诗，他的“俗”诗已经“俗”到口语化了。从写“雅”诗到写“俗”诗，这决不是自我玩味，无疑是一种变革。这种变革，除了他大量地受到群众诗的影响之外，更主要的是他自身的自我变革。他很聪明，聪明过人。所以人们后来把他叫做机智人物，甚至把他和阿凡提同列。其实，这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人物，阿凡提不会有闻筱缉那么高的文化教养。早年，他有着极高的抱负，在《游六安小赤壁》诗里说:“放游不限七月既望时，再游不拘十月既望后。胜迹无殊名略殊，我与东坡或因两地赤壁同不朽”。在才学上，他简直要同苏东坡比试比试了。他的思维很敏捷，最富于深思，因而他跳动的脉博几乎和时代同音。他创作的那些“俗”诗，无疑是对诗思考之后的一种尝试。他感觉到被奉之为“雅”的诗不适合民众的口味，“雅”诗的形式和格律太束缚人的思想了。看来，他有打破诗的陈旧格式的想法。如此抑“雅”扬“俗”的思想究竟源于何时，是很难找到准确的说法的，因为中国人向以成败论英雄，他没有“功名”，因而无年谱可考。但是，至今保存人们记忆中的他的那次医诗，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他扬“俗”思想的萌态。

——《七夕感念亡妻》

何遽忍心一别两年久?

相信，类似闻筱缉式的人物不止鄂东有，各个地方各个民族也一定不少。不应埋设他们在新文化建设中已有的功劳不仅是诗的方面，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都有着他们的功劳。但是，他们往往不见经传。倘若广泛搜罗，加以认真的研究，不仅从他们身上能找见象五四时期“诗界革命”一样的任何一种新文化运动的起始之内因，即于祖国文化宝库也将是一个极大的丰富，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。

人间姻缘不如天上容易有。

这里，闻筱缉只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:(1)诗必是诗，非诗莫论;(2)诗贵冼炼，切忌啰嗦，(3)诗以言志为主，当简得简，当繁得繁，繁简得当;(4)写景状物必须准确，不能因字而害意。这里闻筱缉一句也没讲到诗律，诸如“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明”、何处可平可仄以及如何拗救等等，他一句也没讲，根本不把这些“大忌”置为诗病。不讲诗的平仄对仗，无疑是对旧诗的形式和格律是一种动摇。旧诗之旧，主要是在诗的格式上，只有打破了这种陈旧的格式，新的博大的思想感情的潮水才能涌进诗里来。

七夕天上好姻缘，

我今来汝坟头右，

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的过程中，我们从百余万字的稿件里发现鄂东一带诗歌曾盛极一时，可谓是诗的王国，尤其是近百余年中。寿诞、婚庆等红白喜事中无不借诗抒怀，抒喜庆之怀，抒哀挽之怀;甚至连诉讼呈文也都是诗的形式。在这“诗国”里，闻筱缉是一位有口皆传的人物，可谓是这一带乡里村民的文化旗手，是这一带清末时期的代表人物。

母子音容永渺茫。

牛女渡河乐聚首。

尔母生离尔时七岁刚，

“医诗，首先必须是诗。这里有一首诗，是那公子写的:‘日照桌脚八，枫麻石碰飞，九斤沿堤拱，蛙翻出直大’。这算什么诗呢?既不是诗就无法谈到医。对于这样的诗，唯一的医法就是，给那诗作者一张膏药，封住他的嘴巴，不要让他再混迹诗坛了。”

一般的认为郭沫若的《女神》是新诗的奠基作，但也有认为写第一首新诗的是胡适，不是郭沫若，因为郭沫若自己多次写文章说他最早写新诗是在1918年，而胡适的新诗作《逼上梁山》是1916年在美国写成的。总体来说，五四时期的诗都是“桥梁诗”，是旧诗向新诗过渡的桥梁。突变须有一个渐变的过程，因而，一个新体的出现应有一个孕育期。闻筱缉的诗虽不全于新诗，却可大别于旧诗(从形式上讲)，从时间上讲，他比胡适、郭沫若都要早。举他的《七夕感亡妻》为例，据《闻氏宗谱》记载，闻妻“卒于光绪丙戊年正月二十八日。”光绪丙戍年即公历1886年。诗说“你生与我为夫妻，何遽忍心一别两年久”，诗在闻妻死后两年作的，是在1888年。从时间上说比胡适早28年，比郭沫若早33年。闻筱缉是民众的代表。中国新诗的孕成应以中国民众为孕育的母体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其中的《风》是直接采自于民间的;汉代文字倘离开汉乐府民歌，那将会暗然无光。一切文学样式，诗也是一样，要反映民众，表现民众，取民众生活之主流为作品创作之源，同时要吸取民众的语言，吸取养分以为写作品建筑材料之源，这样的作品才能反馈于民众，才能感染民众。离开民众，倘无民众作基础，单靠诗坛的几个领袖是没有号召力的。因此，提倡新诗应以民众为先声，决不能是少数几个人的独撰。这决不是说要废郭、胡而举闻，其主意是说，不要把眼睛仅仅盯住几个巨人身上。正如考察任何一个新运动新思潮一样，应该到民间去，到闻筱缉中去，在那里才真正找到中国新诗的孕成。

闻筱缉生于清咸丰四年、卒于民国甲子年，一生活了七十多岁。他的家是世代书香门第，其远祖不论，他的父亲闻笃卿通古博今，是安徽六安州的教谕，诰封为文林郎;哥闻风廉官迁六品，位虽不高，但势力不小，是坐地绅士。如此一个翰墨飘香的世第之家，对于闻筱缉自然是有所薰陶的。按其才学，闻筱缉本可一科及第，登上仕途之路，但由于他看不惯当时的腐朽政治，宁愿白衣终生。他的文章屡被宗师大人称口叫“妙”，可他因不愿为官，屡在“妙”文之末插上点诙谐的东西，把宗师大人戏谑一番后扬长归里。

闻筱缉后期的诗在形式上都已打破了格律的束缚——